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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针对永顺土司士兵的优抚政策

发布时间:2017-07-07
  永顺土司是湖广地区的大土司之一,明代是永顺土司最为强盛的时期,其辖区包含今天的湖南省湘西自治州的龙山、古丈、永顺三县之地。永顺土兵在明代中期之后,随着卫所制度的衰弱,征调十分频繁。
  
  于是,中央王朝为了保障永顺土兵的正常作战,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土兵的优抚政策,其政策大致包含粮饷、抚恤、赏赐等方面。
  
  一、土兵粮饷的发放。
  
  永顺土兵的粮饷来源途径多样,主要有自备粮饷、发放“月粮”、以赏代饷三种方式。在明代对于土兵的征调,一般都由土兵自备粮饷,自备粮饷的来源主要是本土所要缴纳的税粮,而剩余所需的粮饷则由贵州的有关部门自行解决。永顺土兵自带的粮饷折算成稻米约 73728 市斤。而征调妇米鲁的永顺土兵人数在《历代稽勋录》中也有详细的记载,“随挑精兵五千,家丁五百。”若将之前的 73728 市斤的稻米分配 5500 名土兵,平均每人约 13 市斤。在征讨妇米鲁的战役直到弘治十五年(1502)才结束,每个土兵仅仅依靠 13 市斤根本不能维持时间如此之久的战役,因此,仅仅依靠自备粮饷是不能够满足土兵在作战过程中的需求。
  
  正是由于自备粮饷之不足,土兵在一些战役的征调中还是存在“月粮”的发放,如弘治十一(1498)年在征调广东的过程中就给土兵安排了“月粮”的发放,土兵在征调的过程中“月粮”发放的来源之一就是将打仗所占领村庄的物资田地,其分配的方法则是按照土兵人数多寡进行分配,如若土兵人数众多,就将土官衙门要缴纳的秋粮充为土兵的“月粮”,如田地较多,则将多余的田地分给土官和熟獞耕种。
  
  除了“月粮”的发放,朝廷还将“犒银”“赏钱”作为粮饷的发放,虽然这些名目中含有“犒”“赏”的字眼,从字面来看极易把这类钱粮作为奖赏而不会归为粮饷,但是这些钱粮的发放时间并不是在土兵立功后,而是在土兵到达征调地点后作为粮饷发放的,永顺土兵在弘治十四年(1501)征讨贵州妇米鲁时就由沿途的相关部门提供“犒银”,如果粮饷不够,其中提到了可以从四川及湖广两个布政司中支取。
  
  二、土兵的抚恤。
  
  征蛮、平叛、抗倭都是永顺土兵服从明代中央征调的义务,永顺土兵在接受征调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了大量伤亡,朝廷针对以上情况进行了抚恤。
  
  就征蛮中土兵伤亡抚恤而言,在永顺土兵参与的两广平蛮的征调中就曾得到升赏抚恤,从关于抚恤的部分记载中可知,土兵和普通官军均都加升一级,“惟阵亡官军二百四十四人,不分达官土兵俱升一级。”
  
  且朝廷对土兵的抚恤标准与官军的抚恤标准基本一致,《明会典》中记载“阵亡官军、与哨探被杀夜不收人等、俱升一级”永顺土兵在明代中后期也参与了东南沿海抗倭,作战时也出现了大量伤亡。在记录明代抗倭战事的《筹海图编经略二》中,相对详细地规定了有关客兵的抚恤政策,“阵亡官员,给三十两奏请升级。他乡客死者,仍给关文。阵亡民兵一名,给银五两;官军一名,给银三两。被伤军兵,伤重者给银一两;伤轻者给银五钱。”在这则史料中,首先对于客兵进行了官员、民兵和官军三重的分类。土兵作为土司的军事力量,在土司的带领下参加朝廷的征调,因此在这里应该属于民兵的分类,因而抚恤金额为五两。官员、民兵和官军在抚恤的银两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官员作为军队的领导者,其阵亡抚恤的银两理应较多,而民兵和官军在抚恤金额上的差距还有待探究。根据王莉在《明代营兵制初探》一文中,作者指出“兵有安家、马价、衣装、器械等银 , 月粮亦较丰厚。而军只有月粮 , 战时有行粮。”军和兵在行粮上尚且存在如此的差异,那么在抚恤金额上的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除了伤亡,史料中还以受伤的严重程度作为发放抚恤银两的标准,其中指出伤重者一两,伤轻者五钱,被伤未愈者二钱,但是这一项却是针对军兵的。在以受伤程度划分抚恤金额的规定中只提到军兵并没有提到土兵,因此在明代中后期土兵的抚恤仍然还是停留在伤亡后发放抚恤金的阶段。
  
  三、土兵的奖赏。
  
  明廷对永顺土兵的奖赏,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
  
  据《明实录》记载,在成化年间永顺土兵在平两广、荆襄等战役中都获得了“旗军、土兵、民快人等钞三百贯绢布各一匹”的奖励。钞三百贯在明初可以兑换三百两的白银,但其后接连贬值,有史料记载“明初禄米折钞,固以钞一贯可值钱一千、银一两,故以抵米一石也,至一贯止值一二文。”这段来源于成化年间的史料充分表明,这些赏赐如果放在明初则是十分厚重奖赏,但是在成化年间,却大大贬值。土兵所得的钞三百在成化年间折后只有三五文钱。萧清在《中国古代货币史》里提到“到孝宗弘治时……纸币的流通已属名存实亡,只是政府官吏及军士的俸禄,还有一部分折钞发放。”宝钞在贬值后被作为官吏的俸禄发放,因此土兵发放赏赐用宝钞也是不足为奇了。在弘治时期宝钞的贬值的情况尚且如此,那么成化年间宝钞贬值的情况只会更甚。因此表明,土兵在战后得到的赏赐并不是很多,这些赏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荣誉的表现。
  
  除了在物质层面上对的奖励之外,也有很多土兵希望得到一定的官衔。在弘治十年(1497),兵部对湖广左布政使兼按察司副史请赏后回应了土兵的这一奖励问题,“土兵有功止于行赏例不升官,但其愿赏者固多,愿升者亦有之,若概不加升恐无以示劝”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土兵对于朝廷给赏多愿获得银钱等物质上的奖励,也有一少部分土兵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官衔。针对土兵想要升官的意愿兵部也表示愿意给一些土兵予以加升。据《筹海图编》中记载,“擒斩从贼六名以上,至九者,正升实授予二级,余功加赏;不及六名者,除升一级之外,扣筭赏银。”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土兵升赏的依据是以擒斩敌人数量的多少,但是并不是斩的越多就升的越多,在规定中,九名以上的一律发放赏银,因此升赏两级为土兵升赏的界限。
  
  同时对于不愿升赏的土兵,也可以选择“赏银五两”,由此可见,对于土兵升赏的条例也是十分灵活的。
  
  结 语。
  
  明代永顺土兵的优抚政策实施中既有利也有弊,一方面,鼓舞了永顺土兵的作战士气,提高了战斗力,取得了“王江泾大捷”等战役一系列的胜利。另一方面,由于明代土兵优抚政策处于初始阶段,存在诸多不足,引发了一些社会动荡。为此,清代针对土兵的优抚政策中弊端,进一步完善了优抚政策内容。因此,土兵优抚政策不仅直接影响到土兵作战的状态,而且也是社会稳定、国家稳固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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