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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拣选治国人才的慎之又慎

发布时间:2017-07-12
  宋朝拣选治国人才慎之又慎,皇帝对士大夫高度重视。宋初虽然战事频仍,赵匡胤也没有忽略开科取士这一拣选精英的手段,并在保留唐代科举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殿试”这一最关键的环节,亲自主持复试考察,并最终由他亲自圈定录取人员。到了真宗时期,又确立了“糊名”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信息严加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以此保证人才选拔尽可能公正。除了在拣择人才的首要环节上慎之又慎,宋朝士子要想成为坐而论道的宰辅大臣或主管方面的高官,还必须要有从基层到高层丰富的实践和履历。
  北宋士大夫自觉恪守道德底线,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北宋士大夫秉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信条而敢怒敢言,不平则鸣;而北宋恰恰是个允许人们讲真话的仁义朝代,很少以言定罪。士大夫往往把气节、操守和廉耻、名声看得比利益更重,甚至比生命更重。北宋前期的士大夫之所以有如此良好的修养,和当时的政治大背景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大背景就是当时有一个风清气正、人人知耻、人人思奋的社会底色。当然,任何社会形态里的士子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比如真宗朝跻身高位的王钦若、神宗朝的吕惠卿、徽宗朝的蔡京,便属于孔子所说“善柔“”便佞”一类。这些人虽然得意于当时,但“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环绕在他们生前身后的,是正直士大夫们无尽的轻蔑和不齿。
  帝王与文臣共政模式,规避和减轻了皇权独断和权臣专政的风险。“君臣共政”是北宋士大夫政治的一大特色。这种政治模式有效地规避和减轻了皇权独断和权臣专政的风险。北宋时帝王与大臣共政、大臣意志改变或修正帝王意志的典型事例比比皆是,如仁宗一心想变革弊政,特开天章阁,召章得象、范仲淹、富弼等宰辅入内,给其笔札,命他们“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套用今天的一句话,北宋的大政方针大都出于顶层设计,但熟悉宋史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顶层设计其实是充分汲取了来自底层的呼声,又经过顶层精英们反复论辩才得以确定的,绝非帝王或一两个权臣一拍脑袋就能轻易定下。
  北宋对武臣的使用相当谨慎,武臣受文臣节制。北宋也有战争,有战争就需要武臣,但北宋朝廷对武臣的使用相当谨慎,文武的分工也很明确:战争的决策者必须是文臣,武臣必须接受文臣的节制。把战争的总指挥权交给文臣士大夫,而不是任由武夫肆意妄为,这种模式在宋朝大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为那时的士大夫都是经过千挑百选的复合型杰出人才,和今天所谓的专科型“学者”全然不是同一概念。这种情况到神宗时发生了很大变化。神宗把对夏作战的军事指挥权交到宦官李宪手中,开了个很坏的头。到了徽宗时期,军事大权由大宦官童贯总揽于一身,引发了破国亡家的靖康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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