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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纳粹德国儿童难民的安置

发布时间:2017-08-10
  摘要:英国对纳粹德国儿童难民的安置工作与营救工作基本上是同步启动的。在安置过程中,代表内政部负全局责任的,仍然是在营救过程中担负总责的跨宗教组织儿童难民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儿童难民的安置可以简略地分为在时间上大体并行的两种方式,即家庭收养与集体安置。战争的爆发和战局的变动对安置工作产生了严重影响,导致大批16岁以下的儿童难民被疏散,一些16岁以上的儿童难民被拘禁,有些甚至被流放境外。从这一曲折进程中不难感知,英国为安置儿童难民付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
  
  关键词:英国;纳粹德国;儿童难民;家庭收养;集体安置。
  
  1938年11月至1939年9月,即从“水晶之夜”事件发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从纳粹德国陆续营救并接纳了年龄在2个月至17岁之间的大约10 000名儿童难民,其中犹太人约占这一总数的90%.[1]关于这次大营救的某些细节及其意义,笔者此前已发表过三篇文章①,分别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与营救工作紧密相关的是安置工作,而英国是如何安置这些儿童难民的?其原因为何?整个安置过程又说明了什么?这些仍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一、启动时间与负责机构。
  
  儿童难民被营救至英国后,如何安置他们也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随着第一批儿童难民入境,安置工作也就开始了。但这只是表面和狭义上的安置工作。事实上,由于营救与安置属于同一系统工程,从而正如英国从民间到官方在考虑营救问题时都兼顾安置问题那样,其安置工作和营救工作也基本上是同步启动的。比如,第一批儿童难民于1938年12月2日到达英国。[2]590而早在11月25日,犹太名流塞缪尔子爵即通过BBC国内节目向英国民众发出呼吁,为儿童难民征求收养家庭,并很快得到了大约500个家庭的积极响应。[3]11而且,营救工作在纳粹德国迅速展开的同时,一些分支机构也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剑桥和南伦敦的巴特西(Battersea)等地建立起来,为儿童难民征募养父母、安排寄宿舍(hos-tel)和其他住所。[4]20在安置过程中,代表内政部负全局责任的,仍然是在营救过程中担负总责的跨宗教组织儿童难 民 运 动 (the Refugee Childrens Move-ment).[5]77独立于这一组织之外的一些机构和个人虽然独自承担少量儿童难民的营救与安置事宜,但也遵循类似的原则,遇到的问题和应对措施也大体相似。为了便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作,儿童难民运动在各地建立了分支机构。截至1939年9月,儿童难民运动在全英国共设有12个区域委员会(regional committee)和65个地区委员会(area committee)。到二战末期,地区委员会的数量上升到了175个。[4]20值得注意的是,儿童难民运动之所以建立12个区域委员会,实际上是呼应并仿照了当时英国官方为防止战时各地联络被敌军切断、从而把全国划分成12个民防区的做法,即两者在数字上和区划上是一致的。[5]55这种做法也有利于实现英国犹太精英的愿望。为了确保成千上万的儿童难民既能得到安置,又不至于引发公开的反犹主义,他们认为可行的办法是不要把太多的儿童难民安置到同一街区或社区。也有人在《犹太纪事报》中刊文提出,“我们迫切希望把孩子们尽可能散布到整个不列颠群岛上去”,“我们不希 望 他 们 当 中 太 多 的 人 集 中 在 一 个 地方”[4]48.而这样的愿望最终也基本上实现了。
  
  例如:伦敦和地方各大城市既是处理难民事务的各区域委员会所在地,也是儿童难民的主要接收地[2]590-591;伯明翰和英国中部地区的一些郡接纳了900名儿童难民[5]77;1939年至1941年,无人收养的160名儿童难民被送往苏格兰的惠廷杰姆农场学校,而惠廷杰姆是《贝尔福宣言》的作者、前英国首相亚瑟·贝尔福的私家庄园和家庭所在地。[6]
  
  二、战前的基本安排。
  
  儿童难民到达英国的第一站是英国的某个港口,通常情况下是哈里奇(Harwich),这也是第一批儿童难民到达英国的第一站。少数情况下也可能是南安普敦或伦敦。[3]12-13在到达哈里奇或南安普敦后,已联系好保证人或收养家庭的儿童难民,将转乘火车继续行进,前往伦敦的利物浦街站,或少数情况下前往维多利亚站,在那里接受安置。当时还没有联系好保证人或收养家庭的儿童难民,将被送往就近的临时接待营,等待正式安置。[6]
  
  因此,儿童难民的最初安置,是从哈里奇、南安普顿或伦敦的某个火车站开始的。他们有的直接去了收养家庭,有的被安排到寄宿舍,无法得到上述安置的只有想办法先予以临时集体安置,然后再努力向新的收养家庭或寄宿舍等安置场所分流。[7]271无法分流的,只能长期以临时安置所为家。因此,儿童难民的安置可简略地分为在时间上大体并行的两种方式,即家庭收养与集体安置,而这两种安置都是分批次或逐渐完成的,过程相当艰难。
  
  家庭收养是首选的安置方式。如前所述,在第一批儿童难民来临之前,已经出现了收养他们的全国性呼吁,也有一些家庭做出了积极响应。作为代表官方的总营救机构,儿童难民运动的基本愿望是让每个儿童难民都能被某个家庭收养,并且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8]65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减轻其自身的负担。只不过,由于儿童难民数量太大,英国符合条件并且愿意收养的家庭数量有限,加上不少儿童难民因各种原因无法被有收养意愿的家庭所接受,所以,最终被收养的儿童难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为了使尽可能多的儿童难民进入英国家庭,安置者对收养家庭的抚养能力要求经历了一个由严格到宽松的过程。最初,安置者对收养家庭抚养能力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如前所述,在有关呼吁发出之后,有500个家庭积极表达了收养意愿,但根据规定还要经过一个遴选程序,只有在经历调查并获得通过之后,这些家庭的收养意愿才能得到接受。[3]11遴选收养家庭的规定流程大体如下:在有收养意愿的家庭填完调查表之后,当地委员会将派出一名工作人员进行家访,以确定其是否适合收养一名儿童。家庭调查的内容包括“清洁度、空间、家具、供定期洗浴的设施、单独的床铺、玩耍的空间”等。在获准之后,监护人需要签署一份文书,承诺“无条件保证我自己(对孩子)的抚养责任,直到他/她和自己的父母或其他公认的监护人重新团聚,或直到他/她年满18岁为止”.由于并非所有的家庭感到可以为一名儿童做出他们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的长期担保,一些机构制定了半年、两年或三年的短期试用期。[4]46-471照这样的最初设计,工人阶级家庭被认为经济方面太不稳定,不能充当保证人。但是,由于儿童难民的实际到达数量远远超过所有人的预期,所以,在随后的实际安置过程中,任何愿意敞开家门的家庭,甚至单身妇女,只要能够通过走过场式的检查,都被征募了。于是,各行各业的人,从鱼贩到牧师,从拉比到公寓看守,从富人到工人阶级,只要愿意,都成了儿童难民的收养者。[4]45总之,由于儿童难民数量太多,在收养家庭的遴选方面最终难以坚持最初制订的原则,实际参与收养的家庭类型五花八门。
  
  在家庭收养过程中,安置者也试图贯彻其他一些原则,比如来自同一家庭的儿童难民由同一英国家庭收养、儿童难民与收养家庭之间保持阶级对等性和宗教对等性等,但面对实际困难,也同样难以坚持。无论在私人家庭还是寄宿舍,难民机构力争使儿童难民中的亲兄弟姐妹们呆在一起,特别是那些孪生的。但这往往很难做到,从而给本来已遭受离别之苦的儿童难民再添离别之痛,特别是那些因年幼而需要哥哥或姐姐照顾的孩子。[4]43原因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对一般英国家庭而言,在那样一个前途未卜的时期,接纳一个如同己出的孩子无疑是个重大负担,因为他们需要拿自己的积蓄资助并教育他们。如果同时接纳两个孩子,负担会跟着加倍,也就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3]131阶级对等性意味着出身富裕、受过教育、有良好教养的儿童难民被送往拥有相似阶级身份的家庭,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儿童难民则被送往犹太或非犹太工人阶级家庭。[9]
  
  宗教对等性则不仅意味着占儿童难民绝大多数的犹太儿童应当进入犹太家庭,而且意味着来自犹太教正统派家庭和非正统派家庭的儿童难民分别进入英国的同类家庭。但实际情况是,不仅后一点很难做到,就连犹太儿童进入犹太家庭也难以保证。在缺少可以领养的犹太家庭的情况下,大量犹太儿童难民也就进入了非犹太家庭。尽管这引起了正统派犹太教徒的极大愤怒,但对于儿童难民运动来说,其实也别无良策。[4]43-44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难民委员会既没有坚持要求犹太儿童的收养家庭必须是犹太家庭,也没有过细地调查收养家庭的动机与特征。如果被调查家庭看上去还算干净,家庭成员看上去还算体面,那就算是符合要求了。[3]11-12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三分之一的儿童难民只能被安置于基督徒家庭,而这一情况也导致了二战后旅居英国的德国犹太人被彻底同化的比例非常之高。[10]犹太家庭之所以未能更多地收养犹太儿童难民,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犹太家庭的收养意愿整体上显得比较欠缺。有研究者认为,英国犹太社团在为儿童难民捐款方面热情很高,但在收养儿童难民方面却显得非常不情愿。[11]另一方面,犹太家庭的整体数量和抚养能力有限。毕竟,英国犹太人只不过是占英国人口不足1%的少数族群,普通犹太人也就是普通英国人,在那个20%的英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时期,只能靠每周4镑或者更低的工资过活,收养儿童难民的能力欠缺。如果再除去那些数量占犹太社团三分之一,因为太小、太老或缺乏经验而明显不适合收养儿童难民的成员,实际能够收养的家庭数量就更少了。因此,让英国犹太社团吸收10 000名儿童难民的指望本身也是不现实的。[8]108总之,在儿童难民的家庭收养方面,由于现实原因,理想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理想的养父母应该是犹太人,是已经成家的上层中产阶级人士,最好住在乡村,能说一点德语,能够容忍儿童难民由于乱离而出现的低落情绪。而典型的养父母却根本不是这样,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属于下层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住在某个城市或小镇的一栋小房子里,不是没有孩子便是孩子已经长大,不会说一句德语,对儿童难民的精神创伤也缺乏同情之理解。[8]107在被实际收养的儿童难民中,有些在到达英国之前已经落实了收养家庭,并且知道自己将要被哪家人收养。[3]122大多数则是被收养家庭经过现场挑选选中的。挑选结果既取决于收养家庭的收养意图,也取决于儿童难民的自身条件。从收养家庭的收养意图看,可以说,有多少为儿童难民敞开大门的家庭,就有多少接受他们的理由。有些家庭目标指向明确,比如,孩子已经长大并且不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是为了排遣寂寞,身边有幼小子女的家庭是为了给子女物色伙伴,有收养孤儿意愿的家庭是为了得到有望长期收养的孤儿[4]50,没有子女的家庭是为了趁机领养子女,需要帮手的家庭是为了得到女佣,需要儿媳妇的家庭是为了给儿子物色对象,需要增加抚恤金的家庭是为了得到难民机构的经济支持,为张伯伦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感到愤慨的家庭则是为了领养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儿童难民。有些家庭则只是出于善心驱动而不带有很明确的目的。[3]123-168从儿童难民的自身条件看,其性别、年龄和长相是收养家庭的重点考虑因素。大多数家庭更愿意收养小 女 孩,因 为 他 们 觉 得 小 女 孩 更 容 易 抚养。[3]182因此,3岁至7岁金发碧眼的女童最受欢迎,同龄的男童也能够得到领养,而年长一些的儿童却难以落实养父母。[3]146最不受欢迎的是大龄男童。在没有幼童可供挑选的情况下,养父母们宁愿挑选年长一些的女孩,因为她们至少可以帮他们做家务。于是,太胖、太瘦、不太漂亮或长粉刺的儿童,尤其是大龄男童,即便经过多次挑选,也难以被养父母选中。[4]42收养家庭对儿童难民的认领或挑选,最初是在儿童难民刚到伦敦的某个火车站进行的。
  
  他们起先都呆在一个栅栏后等待传唤,然后来到一张桌子旁,签署相应的证书,最后认领儿童。[4]36在这种场合下,成年人往往比儿童更加不守规矩,因为他们会在未告知组织者的情况下抓走一名儿童,或者在看到需要他们收养的儿童真容后露出可怕的失望情绪。[4]35-36在剩余的儿童难民进驻临时避难所之后,难民机构的主要任务便是尽快把他们安置到收养家庭。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难民机构都要举办被儿童难民称为“牲口市场”的活动。工作人员要求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然后坐在餐桌周围,等候来访者。他们觉得自己有点像动物园里的猴子,被凝视、估价,然后有些同伴被挑选出去进行谈话。准备收养的家庭将通过谈话的方式,看对方是否适合去他们家。[3]145-146这种办法的负面后果是不可忽视和否认的,因为它无意中伤害了那些被考察但没有被选中的儿童。[8]65但正如一位亲历者所说的那样,这种办法虽然非常功利,但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却最快捷有效。[4]41多数被收养的儿童难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了一个又一个收养家庭。虽然也曾有儿童难民由于与养父母或小主人相处不善等原因,不久之后又被转养过[3]145,169,但大多数儿童难民的家庭安置却是一次性完成的。
  
  集体安置是与家庭收养大致并行的次选安置方式,并且大致可分为应急安置和正式安置两种情形,而多数家庭安置和正式集体安置都是在应急集体安置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前两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置。少数集体安置和家庭安置一样,属于既定计划。以残疾儿童难民的安置为例,德国某犹太聋哑儿童学校的孩子们在1939年7月来到英国后被安排到同类学校,来自犹太盲人协会的孩子们也被安置于英国的盲人机构。[4]22而多数集体安置却是在家庭收养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
  
  应急性的集体安置起初是零星进行的。比如,5位儿童难民在某火车站的领养程序结束之后,工 作 人 员 费 尽 周 折,终 于 在 肯 辛 顿(Kensington)附近为他们找到了一家旅社,权且度过一夜。第二天一早,工作人员又把他们带到 难 民 委 员 会,以 便 为 他 们 落 实 收 养 家庭。[3]127但是,临近1938年底,由于前几批儿童难民中年近16岁、家庭安置无望的占有很高比例,零星的应急安置已无济于事。面临巨大安置压力,儿童难民运动急中生智,决定以两个假日营地作为临时容留中心。[8]50这是两个暑期野营地,一个位于哈里奇附近的多佛考特(Do-vercourt),另一个位于洛斯托夫特(Lowestoft)附近的佩克菲尔德(Pakefield),两者都坐落于多风低洼的东英吉利海岸。由于洪水泛滥,佩克菲尔德的营地在开张不久之后即被迫放弃。
  
  于是,多佛考特的营地很快被挤满,共容纳了大约1 000名 各 年 龄 段 和 不 同 背 景 的 儿 童 难民。[3]13上述措施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燃眉之急,而且也有其他方面的好处,因为当时营地不在使用期,基本设施不错,租金也便宜。但由于营地是为夏天设计的,没有任何取暖设备,而偏偏当年英国赶上了有记录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所以也遇到了较大的麻烦。[8]50孩子们成天穿着所有可穿的衣服,而且经常和衣而卧,就连吃饭时也要戴上手套。[3]14.
  
  1939年3月,多佛考特营地送走最后一批儿童难民。当时还有近百名儿童居住,其中多数为大龄男童。正统派儿童与非正统派儿童分别去了属于自己的两家寄宿舍。[8]68多佛考特营地作为应急容留中心的使命也宣告结束。
  
  大多数正式的家庭安置和集体安置,就是在上述应急性的集体安置基础上逐渐完成的。
  
  正式的集体安置,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情形。一种是寄宿舍安置。寄宿舍的使命在于容纳大量未能被及时领养的儿童,为应急安置场所分解压力,因为每个星期都会有新的儿童难民从德国运来,此前临时安置的儿童必须为新来者腾出位置。[3]146寄宿舍遍及英国各地,最多时大约有66个,后来由于战时疏散等原因,有些存在的时间很短。[7]272其中最早出现的一家寄宿舍可能是约克的哈罗盖特之家(The HarrogateHome).1938年12月7日,26名10-16岁的女孩抵达这里,开始了寄宿生活。当地的犹太领袖在次日的一封信中描述她们初到哈罗盖特的情形时说,“看到这些可怜的家伙到达时像包裹一 样 一 个 个 身 着 号 码 和 标 签,感 觉 糟 透了”[12].早期出现的寄宿舍还包括靠近伊普斯威奇的一家拉姆斯盖特旅馆、男爵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庄园的一些场所等。[13]203寄宿舍一般设立于城市,而且大部分设立于伦敦、曼彻斯特和利兹[8]156,通常是大型宅邸,由领取工钱的工作人员管理。大多数正统派儿童被安置在卡迪 夫 难 民 旅 馆 和 阿 维 格 多 之 家 (AvigdorHouse).[4]42有些寄宿舍直到战后才完成其使命,其中为数不多的儿童也开始分散各地,包括去美国投亲靠友。[7]290另一种是工作安置。那些曾在德国作为锡安主义青年运动成员的儿童们或者被分配到农场从事农活,或者被分配到青年阿利亚组织(Youth Aliyah)。起初共有近1 000名这样的儿童,被分配到大约20个遍及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这类场所。最大的农场之一是大恩吉厄姆(Great Engeham),那里临时容纳了将近200名儿童难民,生活条件是地狱般的,孩子们睡在帐篷里的泥地上,既没有水也没有厕所,食物也相当匮乏。战争爆发之前,孩子们曾在信中向他们的父母抱怨此事,从柏林和维也纳也会传来愤怒者的电话,指责他们的孩子不应该受到如此虐待。[13]203有研究者称,儿童难民到达英国后的安置,造成了一个特殊现象,即他们离开自己的父母,转由养父母收养,或者住进临时家庭或孤儿院。[14]的确,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依靠家庭收养和各种形式的集体安置,儿童难民们在二战爆发之前逃过死劫来到英国后,又有了栖身之所。
  
  三、战争导致的变化。
  
  如上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陆续抵达英国的约10 000名纳粹德国儿童难民,经过儿童难民运动和相关机构及个人的多方努力,以多种方式完成了基本安置任务,并且有望朝着预设的方向继续推进。然而,战争的爆发和战局的变化不仅打乱了原有的计划,而且给安置工作带来诸多新的任务,给安置者和被安置者带来诸多新的麻烦和痛苦,并因而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
  
  战争对安置工作的严重影响,主要是通过国家对儿童难民的疏散和拘禁这两种方式施加的。大致说来,16岁以下的儿童难民和其他同龄儿童一样,是被疏散的基本对象,而16岁以上的有些儿童难民却在被拘禁者之列。[8]143疏散主要发生于1939年9月战争爆发之后,先后进行过两次。第一次开始于1939年9月1日,由于此后西线长期处于无战事的“伪战争”状态,一些儿童又被送回原地。
  
  1940年4月,西线战争爆发,英国又被迫启动了第二次疏散工作[2]78,情况与第一次大体相似。拘禁则是从1940年5月英国本土面临德军进攻的背景下开始的。因此,许多儿童难民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再次经历巨变,不是被重新安置,便是被当作可疑分子拘禁,甚至流放境外。
  
  英国的疏散计划在1930年代后期即已形成。英国当局很早就担心战争爆发后伦敦会遭到轰炸,所以制订了一个疏散所有学龄儿童、学龄前儿童和其他几种处境危险人群的计划。疏散原初只是为伦敦设计的,但很快把所有沿海安全敏感区的外国儿童也包括了进去。在这些区域,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得逗留。[4]61早在1938年9月28日,正当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发生之时,英国已经组织过一次伦敦学生和医院病人的临 时 疏 散。只 不 过,差 不 多 一 年 之 后,即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闪击波兰的当天,真正的大疏散才正式开始。[8]138出于对德国向英国主要城市实施毁灭性空袭的估计,英国政府启动了疏散儿童和孕妇等群体到“安全区”
  
  的计划。[3]16共150万人参与了从城市到乡村的转移,其中包括2 000多名儿童难民。[8]138大疏散涉及巨大费用问题。在这方面,政府通过估算确定了疏散期间每位儿童每周所需的开支标准,要求儿童的家长或监护人尽可能予以承担,实在无力承担的可以减少数额。最终,政府实际上承担了大部分疏散费用,而儿童及其亲属则为疏散付出了巨大的情感代价。[4]62在大疏散期间,儿童难民运动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它的领导下,被整体疏散的包括14个儿童难民寄宿舍和招收了350名儿童难民的各犹太教正统派中学。这些中学生的目的地是贝德福德郡的3个村庄。未参加整体疏散的儿童大多数被个别安置,有些人甚至远离其他被疏散者。[4]63由于疏散,类似伯明翰这样的中部地区犹太儿童难民数大大增加。[5]49为了与分散各地的儿童难民保持联系,儿童难民运动还对下属的12个区域委员会的分支机构进行了必要增设,并委以若干新的任务,包括走访儿童难民、跟踪并及时更新儿童难民住址的变化、监督儿童难民所接受的宗教教育状况等。[4]66在疏散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学生们已经按要求做好了随时疏散的准备。他们每天上学时随身携带着一个装有防毒面具的纸板箱和一个装好东西的小手提箱,只不过究竟哪天才会真正出发,没人知道。究竟会去哪里,更是一桩秘密。当疏散的那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每个儿童又被贴上身份号码,配给一份旅途口粮,然后登上疏散专用的火车或汽车,分赴各地。出发之际,父母们挥泪送行。对儿童难民而言,这一幕,犹如当初他们从纳粹德国辞别亲生父母那一幕的再次上演。[8]
  
  138-139在疏散过程中,儿童难民和其他儿童的搬迁都是按同一办法执行,即所有5-14岁的儿童都随校搬迁。[15]因此,多数儿童难民是随校迁移的。早在1939年1月初,校长们已经得到通知,一旦战争爆发,疏散即将开始。
  
  8月的最后一天,他们通过BBC节目得到了疏散指令。
  
  9月1日,2 000多名儿童难民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儿童学生一道,根据事先演练,前去乘坐火车和汽车,向乡下疏散。或许因为担心敌人阴谋破坏,组织者并未告诉老师和父母,孩子们究竟要去哪里。[4]61还有些儿童难民是随养父母疏散的。他们和随校疏散的儿童难民一样,虽然也受苦受难,但与那些被单独安排到偏僻地区的儿童难民相比,程度还不那么严重。后者不仅饱受孤独之苦,而且容易被当地人视为间谍或 可 疑 分 子,从 而 加 重 自 身 的 恐 惧 与 痛苦。[4]62-63有些甚至直到多年之后才与难民组织重新取得联系。[3]16-17在作为疏散目的地而被整体征用的村庄里,教堂大厅、学校和其他的公共建筑扮演了接待中心的角色。[4]63在这里,儿童们需要经过随意分配或“牲口市场”式的挑选,再进入当地的各个家庭。组织者们要求儿童们列队行进,让户主们在一旁挑选,可以说与儿童难民们当初在多佛考特营地的经历很相似。但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安置也带有强制性。如果通过上述方式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安置官会挨家挨户检查,把剩下的儿童硬性分配给一些有可接纳房间的 家 庭,这 些 家 庭 也 别 无 选 择,只 有 接受。[8]139这种大量而且带有强制性的紧急安置工作,一时间不可避免地给房东和儿童难民都带来了巨大麻烦和不适。同时,儿童难民来自敌对国家纳粹德国并且多数为犹太人的事实,更增加了他们之间的相处难度。儿童难民是在和收养家庭仍处于磨合期的情况下,又被安排到新的家庭,不得不从头适应全新的家庭和周边环境。而一些房东却很难理解,凭什么要求他们接受那些时常显得哀伤、有时还存在行为问题、说一口德语的孩子呢?后来,德军的大规模空袭又激活并且加剧了一些受害家庭对儿童难民的反感。[5]55儿童难民的大量到来也使原本没有犹太成员的当地人起初感到严重不适。以贝德福德郡的谢福德村(Shefford)及其周边区域为例,在整个二战期间,它们是犹太中学生的主要疏散地。在被分配于此的总共500多名儿童当中,多数是来自德国的犹太儿童难民。由此而来的“犹太人入侵”让当地人一时难以招架。当地人以往关于犹太人的了解,只是来自《圣经》或其他文本的一些多属负面的评价。而犹太学生出现在他们面前之后,一方面以自身良好的教养迫使他们修正原有的概念和想象,另一方面又以严格的正统派犹太教礼仪给他们制造了很多误会。[16]从长远看,灾难似乎更显巨大,因为大疏散进一步加剧了犹太儿童难民民族或宗教属性的弱化与消解进程。如前所述,战前的基本安置特别是家庭安置难以保证收养家庭与儿童难民家庭背景的对等性,已使大量犹太儿童难民的被同化变得不可避免。而战争爆发之后启动的疏散工作,特别是当一些疏散地也成为德军轰炸的目标之后被迫进行的再疏散工作,更进一步破坏了这种对等性原则。因而,大疏散使更多的犹太儿童难民贴近或直接进入非犹太人聚居区,并最终导致了他们向基督教的高皈依率和后来与非犹太人的高通婚率。在苏格兰地区,这一情况尤其严重,以至于有些犹太儿童难民就这样最终“消失”了。[2]78据估计,大疏散之前,已有约三分之一的儿童难民进入了非犹太家庭,大疏散之后,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以致在整个英国,被安置于非犹太家庭的儿童难民数为3 457个,被安置于犹太家庭的仅为1 844个。在苏格兰,这种反差更为强烈,被安置于非犹太家庭和犹太家庭的儿童难民数分别为146个和27个。[4]65所以,从犹太民族存续的角度考虑,大疏散本身以及由此导致的长远后果,无异于雪上加霜。
  
  如上所述,由于疏散,大批16岁以下的儿童难民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被迫进入了新的家庭和新的环境,有些人甚至经历过不止一次的迁移。而从1940年5月起,随着拘禁工作的展开,不少16岁以上的儿童难民也被当作“外国敌人”(enemy aliens)予以短期拘禁[17],有些人甚至随后被流放至国外,导致其居所和人生轨迹再次发生重大转折。
  
  英国对流入本土的交战国成年人的防范和处置工作,事实上从战争爆发之日起就启动了,拘禁和遣送只不过是其中的两个环节。战争爆发之后,英国官方把来自纳粹德国的成年难民在整体上视为外国敌人,接下来便是剥夺他们的自由和进行其他相关处置。[18]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隐形敌人的恐惧,即担心纳粹德国把情报人员和奸细假扮成难民送往英国。为此,一些人呼吁把所有外国人拘禁起来,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经有过的基本做法。但英国政府担心这一极端措施会激起公众抗议,并未予以采纳,而是采取了相对稳妥的甄别加区别对待的办法。为此,它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120个专门法庭,由各法庭的律师们负责传唤审讯辖区内的所有外国成年人。按照审讯计划,外国成年人将被分成以下三个类别。
  
  A类是拥有军事专业知识并且有可能妨害英国战争事业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他们将被立即拘禁。
  
  B类包括那些已经在英国居住一段时间并且没有透露出明显敌意的外国人,他们可以保留基本自由,但也要受到一些限制,如不得拥有汽车、相机和大比例尺地图,也不得在离家5英里以外的区域活动等。
  
  C类则可以保持自由,暂时不做特殊限制。从内政部的指南可以看出,那些因宗教、种族或政治迫害而沦为难民的外国人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别。[8]143这一类也通常被称作“外国朋友”(friendly aliens)。[19]甄别外国人的法庭于1939年10月开始工作。英国当时共有62 200个德国人和12 000个奥地利人,其中接受过审查的大约73 400人,其余的1 000人之所以未接受审查,乃是因为他们准备迁出、生病或国籍不明。[20]62由于这一工作在非公开状态下进行,对合法陈述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规定,所以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庭长个人的感性认识。因此,各地对外国人的实际分类标准和结果也很不一致。[8]143-144从实际结果看,多数16岁以上的儿童难民被归为B类,这意味着他们虽然可以享受基本自由,但除了要受到上述B类人员应该受到的限制之外,其自行车和收音机等物品也要被暂时扣押。[4]69真正意义上的拘禁工作直到1940年春才开始,实际被拘禁的对象也与上述的前期分类存在较大出入。这与战局的急剧变化和英国朝野对战局的原因判断有着很大的关系。纳粹德国于1940年4月入侵丹麦和挪威,紧接着又于5月初入侵低地国家和法国,这使得英国人的排外情绪陡然上升。[21]78而法国的迅速沦陷、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及英国本土随即面临被侵略的局势,更使得英国人认为对境内“外国敌人”
  
  采取极端措施变得刻不容缓。[22]在他们看来,纳粹德国在西欧的军事胜利之所以来得那样突然和彻底,一定是使用了第五纵队这样的秘密武器---虽然事后的调查证明这种判断纯属想当然。[13]205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丘吉尔于5月11日组建的新政府所采取的新举措之一,便是宣布在东部和南部沿海建立保护区,并且集聚和拘禁保护区内所有年龄在16岁至60岁之间的男性德国人和奥地利人。[21]79用来拘禁外国人的临时营地,其所在地除了英国本土不列颠岛,还包括英属马恩岛。[3]17正式的拘禁法案于5月22日开始实施,它允许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对任何与交战国存在组织和情感牵连的人实施拘禁。[23]根据这一名为《英国紧急授权(国防)法案》(United Kingdom Emergency Powers(Defence)Act)的规定,所有外国人,无论是敌是友,都可以被立即实施拘禁。[5]49于是,对外国人的拘禁很快从男子扩大到妇女和儿童,从B类扩大到C类。虽然对女性的抓捕大约只维持了一个星期,但对男性的抓捕却持续了几个月。[4]69-70最终,共有大约28 000名各种类型的德奥籍外国人被拘禁,其中至少80%是犹太人[24],在儿童难民运动注册过的儿童难民多达1 000名[8]146.他们通常是在未经告知的情况下从 大 人 身 边 或 教 室 被 带 走 并 实 施 监 禁的。[20]89也有一些适龄儿童难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逃脱了被拘禁的命运。比如,在战争爆发后已自愿参加了作战先锋队,或正在从事农业等对战争贡献较大的工作,或仅仅是被拘禁方所遗漏,而且由于拘禁工作事实上很不完善,这样的情况也为数不少。[13]205-2061940年7月,在拘禁工作大体完成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又开始对被拘禁者进行分类处理,使得一些人被流放到境外,另一些人却在稍后重新获得自由。英国政府此时之所以愿意释放被拘禁者,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运送被流放人员的船只因被德军鱼雷击沉等原因,已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件,遭到了国人的强烈抨击。另一方面,德军大举入侵的危险也已消除。[25]
  
  释放工作是7月31日启动的。当天,内政部发布白皮书,列出了被拘禁者可以获释的一些基本条款,其中一条为年龄在18岁以下、在被拘禁之前居住在英国家庭或在某所学校上学。因此,许多儿童难民成为首批获释人员。[8]154到了1941年,大多数真正的难民已重新获得自由。在大战结束之际,虽然仍有1 198人被拘禁于马恩岛,但其中已没有一名是儿童难民。[4]73-74遭到流放的是一些被目为危险分子的男性被拘禁者。和他们一起遭到流放的,包括真正的民事罪犯和军事罪犯。流放地起初是加拿大,随后又扩大到澳大利亚。[20]74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丘吉尔的既定打算,因为他在成为首相之后不久即宣称,他希望把所有被拘禁者流放到境外。于是,一艘艘船只从利物浦出发,将被拘禁者和罪犯运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其中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多达25 000人。[13]208被流放的被拘禁者总计大约6 000名,其中400名为16岁以上的儿童难民。[3]17英国政府几乎在做出流放被拘禁的“外国敌人”的同时,就意识到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但一方面,它比个人更不愿意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回程的舱位当时也非常紧缺。于是一时间只好将错就错,直到以实际行动承认错误,允许被流放者回国,然后伺机道歉。到1941年6月,已有891名流放者从加拿大返回英国。但直到1942年底,加拿大政府才告知被拘禁者,从那时起,他们被看作是“外国朋友”,而当时仍然被流放于加拿大的难民就只剩350人。[13]209澳大利亚释放被流放者的工作也是从1941年开始的,它允许这些人自主选择在澳工作,或返回英国。截至1947年,大约1 451人回到了英国,165人移居他国,13人死亡,913人决定留澳。[4]73其中,大约130名儿童难民在战争期间去了巴勒斯坦,还有数百名以选择参军的方式于1942年返回英国。[13]209这些由于拘禁和流放而被强行剥夺学校生涯的年轻人,大多数在回到英国后再也没能回到学校[8]155,从而错失了在学业上继续前进的机会。其中多数人进入了英国部队,起先作为先锋队员从事战地服务,再后来,许多人志愿加入了突击队,还有不少人凭借语言技能,转而从事情报或翻译工作。加入英国部队的儿童难民总共有754名男性和157名女性,其中30名在战争中牺牲。[4]74战争结束以后,虽然多数人继续留在英国,但选择去美国、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其他国家者也多达30%~40%.再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又有一批人由于家庭团聚和工作等原因,也离开了英国。[13]210.
  
  四、结语。
  
  英国对纳粹德国儿童难民的基本安排及其变动情由,大致如上。从中不难感知,英国为安置儿童难民付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诚然,在这一过程中,既存在因大量犹太儿童被安置于非犹太家庭或非犹太聚居区而最终导致犹太人口大量流失的严重缺憾,也存在因误判战局而导致的过早疏散及其严重后果,甚至还存在大量拘禁这样的过分举措及其不良影响,至于诸多收养家庭对儿童难民的挑选行为及其动机,也似乎难称高尚。但同样不可忽视和否认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政府、相关机构、众多的家庭和个人,共克时艰,结成了一个相当有效的合作网络,各自为之付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正是由于这种合力,万名儿童难民不仅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且大体上都有了栖身之所和生活保障。这本身是值得称道的,因为即便是在和平时期,这种针对特殊群体的特殊安置也不见得是件容易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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